19世纪末期的中国正处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激荡时代,紫禁城内外风云变幻,这个千年文明古国在民族危亡之际,开始探寻爱国救亡之真理,紫禁城和城里的人们由被动改变逐步寻求“自强”。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绵延千年,想要改变思想、放下身段、作出改变比任何国家都更加艰难。虽是满路荆棘,无数志士仁人却始终步步向前,削皮挫骨,艰难地在黑暗的前路中追寻光明,在危局中找寻改变的出路,日后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局就此拉开帷幕。 1865年,李鸿章创办了中国最早,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——江南机器制造总局。它不断扩充,先后建有十几个分厂,雇用工兵2800余人,能够制造枪炮、弹药、轮船、机器,还设有翻译馆、广方言馆等文化教育机构。这里不仅是清王朝最重要的军工厂,也是当时介绍西方知识,培养语言和科技人才的重地,在那个顽固派固执己见的时期,被梁启超称为“开出一条血路”。 在“自强”的旗号下,“练兵”、“利器”等举措推行得还算顺利。亲眼见证过西方武器的威力,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乐意看到自身兵力强壮的局面,于是一批大型近代化军事工业相继问世。一时间,清王朝基本安定,官僚求富求强,封建社会迎来了一次“回光返照”。 但是,学习器物不等于学习逻辑,接受了流水线不等于接受思维。李鸿章想得很明白,他也看到了,造枪造炮或许容易,但要想走得更远,每一步都如履薄冰。清王朝的确在寻求自强,但它自强的节奏却和世界完全不同步。当时实际掌权者慈禧太后更多的时候仍在使用最擅长的平衡手腕,于维系皇权与救亡图存间求取平衡。声势浩大的洋务运动,实际上步履维艰。 1897年,谭嗣同应诏进京,参与维新变法,以他和康有为、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人士进行倡导学习西方、改革机构、裁撤冗官等一系列改良行动。次年6月11日,光绪皇帝颁布《定国是诏》,宣布变法。然而维新变法最终仅维持百日,以失败告终。 十九世纪最后两年,清王朝陷入了重重迷雾之中。入住紫禁城两百多年,清朝统治者们有过建树,见过大风大浪,也曾在变局中面对选择。但最终,他们没能把握住这些机遇,没能以大刀阔斧的转型和改革,来增强国家实力,改善人民生活。统治者骨子里的深刻自私仿佛一根巨大的铁索,牢牢束缚住他们的手脚,寸步难行。事已至此,一切改良和修修补补,也就彻底失去意义。